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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印度之前，我一直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属性造成的，但印度是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国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搞计划经济？当时，我突然有个顿悟。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想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工业，但这些企业在开放经济的市场中没有生存能力，那就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但因为保护补贴的需求量太大，财政负担不起，只能用压低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方式，来扶持这些企业。价格扭曲以后，必然会造成供不应求，就必须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

中国文化历来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传统，从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胡锦涛的“求真务实”和习近平的“实干兴邦”，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其实，都是要避免不顾现实情况施政的激进思潮，倡导不受现成外来理论和已有经验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实践发展不断形成新的认识和行动纲领的文化。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Dealogic数据显示，若Uber估值为1000亿美元，将创造自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以来的最大IPO，创下继阿里之后最高的公司上市时市值记录。阿里上市时市值为1690亿美元。而且，彭博报道称，Uber将在本月26日举行IPO路演。若Uber在路演前公布无人驾驶业务获得上述投资，无疑有望提振投资者的兴趣。

当时，由于普遍的看法是这场危机是短期的，主要的解决思路是帮助金融机构度过难关、发失业救济维持社会稳定，对我的建议响应者寥寥。但10年过去了，发达国家一直无法从危机中完全复苏，我的倡议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还特地以此为专题，提出在经济下滑时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

按业务分部划分京王控股近3年营收明细 图源：港交所注：京王控股以每年5月31日起至次年5月31日止为一个完整的财政年度高度依赖非经常性业务合约但若仔细研究京王控股财报，就会发现稳健的营收背后仍有隐忧。先来看一组数据，2016财年、2017年及2018财年，京王控股分别录得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净额0.30亿港元、0.48亿港元及0.20亿港元，集团现金流并不稳定。

维迎一直强调，未来是看不清的。我同意未来确实难以预先料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有追赶目标的，有许多信息可以参考，并非完全无知。对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处在最前沿，只能自己发明，那就必须依靠基础科研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开发成功的新技术新产品可以申请专利，企业家有积极性，但基础科研风险大、投入多，成果是一篇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去做。但如果不从事基础科研，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就会是无源之水，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必须支持基础科研。而国家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只能根据基础科研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作用研判来决定资金配置，这种配置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